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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全球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储蓄投资结构、资本流动、产业分工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若将这一复杂问题简化为某一个国家“生产太多”，不仅难以解释失衡形成的历史脉络，也可能忽视全球经济真正需要面对的结构性矛盾。
“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术语。翻开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经济史，它总是伴随着产业扩张、技术进步和世界工厂更替反复出现。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不断改变生产与消费版图，当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本国需求时，向海外市场寻找需求，本就是全球分工的一部分。
但近年来，这个原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再次成为国际经贸争论的焦点。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产业快速发展，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2.0”的讨论不断升温，并逐渐从产业竞争延伸至关税、贸易壁垒乃至全球经济治理。
一个国家生产得多、出口得多，就意味着“产能过剩”吗？
7月28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从全球产能格局演变、“产能过剩”现象界定，以及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和市场竞争等问题入手，全面阐述中方立场。
文件明确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全球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也不存在适用于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的统一判断标准。
在当天下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鄢东直言，部分经济体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甚至抛出“中国冲击2.0”等论调。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更是以数据说话：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一份文件的背后，一场围绕“产能过剩”的争论已经超越具体产业本身，延伸至全球贸易失衡、国际产业分工乃至国际货币体系。当全球经济再次进入产业重构阶段，世界究竟应该如何在新的生产与消费格局中寻找新的平衡？
国际上并无“产能过剩”公认标准
商务部文件梳理显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出和需求中心不断变化，工业产能也随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1880年，英国工业产出占全球比重曾达到22.9%；1953年，美国工业产出全球占比达到44.7%。随着全球化深入，产业又经历了从欧美向日本、东亚以及中国转移的过程。如今，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分别约为17%、17%和38%。
换言之，全球产业重心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一个经济体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进入新的制造领域，并通过出口参与全球市场，也是国际分工演变的自然结果。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这种产业扩张究竟是正常的国际分工，还是所谓“产能过剩”？对此，国际社会迄今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指出，“产能过剩”本身是一个产业经济学概念，常用指标“产能利用率”也是动态浮动的，国际上并不存在判断“产能过剩”的“黄金标准”，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也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界定。
在这一前提下，单纯以生产规模或出口数量来判断“产能过剩”，显然难以解释全球产业分工的现实。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今年4月曾以汽车产业为例指出，中国每年汽车产量超过3000万辆，约八成由国内市场消化，出口占比仅约两成；德国汽车产业则长期高度依赖出口。如果将“生产超过本国消费”简单视为“产能过剩”，那么德国汽车产业同样难以逃脱这一标准。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也指出，将全球工业化简单理解为一场“抢椅子”的游戏，认为一个国家占据更多产业份额就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失去发展空间，是一种根本性的误判。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中国已不再只是“世界工厂”，其正向“世界市场”的身份加速转变。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上半年，中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并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少军表示，中国将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为全球提供机遇的庞大市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增加进口，中国市场的全球重要性愈发凸显。
“世界正见证一个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加速转型的中国。”巴西民主经济学家协会成员玛丽亚·路易莎·法尔康·席尔瓦认为，中国持续将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广阔的市场相结合，这种“生产+市场”的双轮驱动力，正是历史上能在国际体系中真正占据中心地位的经济体所具备的特征。
不能将全球失衡归咎于单个国家
如果出口多、贸易顺差大并不等同于“产能过剩”，那么全球贸易失衡究竟从何而来？
商务部文件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成因复杂，既有储蓄投资结构、产供链分工等市场因素，也有国际金融体系、宏观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一国经常账户余额与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基本对应关系。换言之，贸易顺差并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生产了多少，还与其国内消费、储蓄、投资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外部平衡主要由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驱动，而非主要受产业政策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是在2025年的国际论坛上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贸易赤字充满了误解，将贸易逆差视为对美国不公的证据，却忽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国内储蓄与投资失衡。
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表示，全球失衡之所以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美国抱怨中国出口损害了制造业就业，却忽视了自身在管理贸易和全球化影响方面的深层结构性约束。黄益平还指出，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近10%收窄至近年来的约3.7%，在减少外部失衡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与此同时，全球新能源产业仍在快速扩张。国际能源署（IEA）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约28%；欧洲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约20%，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新车销量的比例预计接近60%，中国以外亚太地区销量预计增长超过50%，拉丁美洲预计增长45%。
美国彭博社专栏作家戴维·菲克林此前指出，围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讨论容易忽视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的电动化转型。外国品牌在华份额下滑是因为电动化太慢。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郭凯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将中国制造业整体描述为“产能过剩”与客观数据存在显著偏差——2023年中国全部制造业上市企业投资增速仅为2.8%，并不存在系统性的投资过度问题。个别行业如“新三样”的高增长，恰恰反映了全球绿色转型带来的真实需求。
欧洲面临的产业压力同样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出口增长。《金融时报》欧洲经济评论员马丁·桑德布认为，欧洲自身需求疲弱和产业竞争力不足，是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更多反映产业结构变化，而非欧洲竞争力的全面崩溃，欧洲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创新投资不足以及自身经济结构调整滞后。
归根结底，将复杂的全球失衡问题压缩为一个国家的“产能过剩”，难以真正解释问题的全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所谓的“产能过剩”现象本质上是中美不同宏观周期下全球贸易失衡的产物——中国需求不足和美国需求过热是形成巨额贸易差额的底层逻辑。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无法根本消除贸易失衡。
美欧应正视内部失衡与深层悖论
众所周知，全球贸易失衡并非伴随中国制造业崛起才出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尚未实行改革开放时期，全球经济就已经出现持续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当时，美国面临黄金储备不断流失和国际收支压力上升的问题，国际社会也开始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否长期维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特里芬难题”的理论：当一国货币承担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职能时，既需要持续向世界提供流动性，又可能因长期输出本币而陷入国际收支逆差，并最终削弱市场对该货币稳定性的信心。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但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未消失。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缪延亮将这一变化概括为“特里芬难题2.0”：美元体系面临的矛盾，已从美元与黄金兑换能力之间的冲突，演变为美国提供全球流动性与维持经常账户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
Xponance系统化全球股票平台董事总经理兼高级投资组合经理苏玛莉·桑亚尔指出，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对美元和美元安全资产的需求，客观上要求美国持续向海外提供美元，而国际收支机制又会推动这些美元以投资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赤字支出提供资金。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与资本回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单纯的政策选择，也是美元全球地位所带来的结构性结果。
这也解释了美国当前政策面临的内在矛盾。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大幅提高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重塑全球供应链，试图通过减少进口、扩大本土生产来缩小贸易逆差。但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包宏看来，全球经济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使美国减少流动性输出本身也可能成为全球性风险。如果美元流出减少，国际贸易和跨境金融体系可能面临流动性收缩，其他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和金融稳定性也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关税政策能否真正解决美国贸易逆差，仍存在较大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指出，关税政策本质上属于“治标”之策，难以解决“特里芬难题”揭示的深层矛盾。只要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等失衡因素存在，贸易逆差仍可能持续，关税至多改变顺差国的国别分布或商品构成，却难以根除总体逆差。
中金公司相关研究也指出，如果美国投资长期大于国内储蓄，其需求仍会转向其他经济体，针对单一国家的关税未必能够缩小总体贸易逆差。
IMF相关研究同样没有将全球失衡归结为单一因素。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在2025年《外部部门报告》中称，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主要源于美国和欧元区等经济体内部的宏观经济失衡，解决问题应更多依靠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换言之，储蓄与投资结构、财政政策、人口结构、信贷周期以及产业政策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和全球资金流向。
与此同时，包宏认为，特朗普政策可能推动其他国家寻求欧元、人民币等替代性货币，区域性货币结算和本币结算机制的发展，也可能加快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也需要放在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长期运行的背景下观察。过去几十年，资本、技术和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重要中心，既有自身产业升级和市场扩张的因素，也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长期演变密切相关。
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全球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储蓄投资结构、资本流动、产业分工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若将这一复杂问题简化为某一个国家“生产太多”，不仅难以解释失衡形成的历史脉络，也可能忽视全球经济真正需要面对的结构性矛盾。
“去中国化”只会加剧全球经济失衡
围绕“产能过剩”的争论，归根结底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世界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平衡？
当前，一些经济体试图通过提高关税、设置本地化要求等方式保护本土产业，但贸易壁垒带来的未必是产业回流，也可能导致供应链重新布局、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消费者承担更高价格。
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近期发布的研究显示，在欧洲推进交通脱碳的过程中，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的进入并不意味着挤占欧洲产业的生存空间，相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能够带来电池和整车产能、就业以及资本，同时有助于降低绿色转型成本。
换言之，全球产业链调整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去中国化”或“减少进口”，而应更多关注如何让不同经济体在产业升级中形成新的分工。近年来，中国企业正通过海外投资建厂、技术合作等方式参与全球市场，将生产能力进一步转化为本地化供给。
摩根士丹利在相关研究中指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正从早期的成本和价格优势逐步向技术优势转变。中国向全球供应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也通过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和供应链协同持续降低全球绿色能源成本。正如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约翰·奎尔奇所言：“中国国内电动汽车看似存在‘产能过剩’，但对全球市场而言，这样的产能是合理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给世界的礼物。”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并非简单限制某一个国家的供给，而应通过需求扩张、产业协同、贸易开放和金融改革，重新匹配生产与消费。
首先是需求端的再平衡。IMF今年发布的研究指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持久调整，需要主要经济体同步进行国内政策调整。对于面临产业竞争压力的经济体而言，与其将压力简单归因于海外供给增加，不如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升生产率。只有形成更强的消费和投资能力，全球生产才能获得更加稳定的需求支撑。
其次是理性看待产业政策。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商务部文件援引的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在2022年至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欧盟委员会2021年至2030年间将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各类补贴。如果只将中国的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绑定，而对其他经济体同样存在的产业政策视而不见，显然难以形成公平、客观的讨论。
更进一步，全球经济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推动更加均衡、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经济治理。
IMF前秘书长林建海认为，尽管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演进，但其内在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反而在近些年变得更加突出。
他认为，未来国际经济治理改革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重点关注：一是增强制度代表性和包容性。各类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应加快推进治理结构改革，合理调整投票权和代表席位；二是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机制。未来的治理体系应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可得性与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三是推动规则和标准的现代化与协调。数字经济、气候治理、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等领域规则缺失或碎片化严重，形成治理真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制定前瞻性强、协调性高的规则框架；四是强化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政、货币、金融、贸易与结构性改革之间的政策联动，提升全球经济的整体韧性和风险应对能力；五是进一步发挥IMF、世界银行和WTO的核心作用，而这些机构也应顺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从“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逐步转向“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新兴经济体也应更积极参与治理改革与政策执行，共同塑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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