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以罕见的急促节奏，推动二战后首次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的构建。7月24日，日本政府决定将于7月31日设立旨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的“国家情报局”。被定位为“情报活动司令部”的“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也将于7月31日首次开会杠杆股票融资，着手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指针“国家情报战略”，并讨论旨在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
从3月13日创设“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到5月27日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正式公布，再到7月24日敲定实施安排，日本此番情报改革流程仅耗时4个多月。因推进节奏仓促，直至今日，日本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仍停留在制度设计的技术层面解读。此次情报体系重组未设置任何监督与制衡机构，权力高度集中，也引发国际社会及舆论对日本情报权力集权化、军事化扩张的普遍担忧。
“高市政府推动较为激进的情报体系重构，核心逻辑是其在大国博弈加剧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背景下，将情报从传统政策参考工具，升级为强化地缘博弈、加速强军路线的重要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强化情报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日美情报合作，将给本就脆弱的中日关系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国家情报局”并非凭空而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基础上设立，承接“国家情报会议”秘书处职能，负责整合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政府各部门收集的情报，统一分析研判。日本政府计划最快在今年夏季设立“专家会议”，为在明年例行国会提交反间谍法案推动相关工作，同时研究推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该法将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的主体必须进行备案登记。
“高市政府此次把网络攻击、认知战、外国影响活动以及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一并纳入‘威胁’范畴，将情报工作覆盖对象从传统军事安全延伸到经济、科技和社会领域，推动日本安全概念持续扩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奇聪认为其背后战略意图有三：一是强化首相官邸对外交、防务和经济安全政策的统筹；二是为所谓“反击能力”、外资审查等政策提供情报支撑；三是以提高本国整合能力为条件，争取在日美合作中获得更多高等级情报。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长期受宪法“专守防卫”原则约束，但日本政界谋求整合情报力量、突破安保限制的企图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便首度尝试搭建国家级综合情报机构，最终因日本各情报部门利益割据、内部阻力重重而搁置。安倍晋三二次执政后，先后于2013年、2017年强行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有组织犯罪处罚法》落地，为日本对内管控社会舆论、监控民间动态，对外渲染安全威胁、制造紧张氛围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
事实上，通过思想监控压制国内社会运动、防止所谓“赤化”思想流入，正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的核心职能。吴奇聪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历史上的“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拥有独立侦查、逮捕等强制权力，监控范围从共产主义者逐步扩大到工会、宗教、出版和一般社会运动。此次新设的“国家情报局”隶属于日本内阁，核心职能为情报统筹与分析研判。若直接将其视为“特高课复活”，并不严谨，其真正的危险来自情报活动定义宽泛、缺失政治中立和隐私保护条款等一系列制度漏洞的叠加。
“情报外交”或成为日本对外重要工具
高市早苗曾指出，这套以“国家情报会议”为决策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主体的全新情报体系，是日本“情报改革的第一步”。“当前改革主要解决谁来提出需求、谁来统筹部门的问题，下一阶段则会补足海外收集和国内反情报能力。”吴奇聪认为，日本即将出台的“国家情报战略”预计会围绕对华、对朝、俄乌局势、经济安全、网络和关键技术等议题确定优先次序，并据此配置人员和预算。
朱清秀认为，高市政府在完成情报体系的“顶层设计”后，将全面推进情报体系的落地和实战化部署。他预计，高市政府将推动反间谍法案加快落地，通过扩大间谍罪的定义、赋予情报机关搜查与监控权限，把安全审查制度全面向大学、科研机构及高科技企业延伸，全方位强化对日本国民和社会的管控。同时日本将加快构建“海外情报网络”，大概率会在部分关键国家和地区重点设置情报分支机构。
朱清秀同时指出，日本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或将加速推进，“情报外交”很可能成为日本深化同盟关系的重要工具。据美国《纽约时报》7月13日报道，日本政府曾围绕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事项，向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盟友寻求建议与合作。
二战后，美国长期主导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建设，日本此次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也以对标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方向。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拟出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的日本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也今年5月曾赴美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帕特尔，双方确认合作意向。“日本此次情报体系改革既服务于日美同盟一体化，也反映出日本希望减少单向依赖、提升自主判断能力与对美议价能力的意图。”吴奇聪说。
中日正常交往恐被“过度纳入”安全审查
当前中日关系持续承压、陷入僵局。朱清秀认为，中国将成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系的重要目标，中日之间的猜疑与对立或将进一步加剧。
吴奇聪也担忧，未来日美涉华情报研判会更快相互流转，东海、台海相关危机决策时间很可能会被压缩，正常的中日学术、媒体、企业及民间交往也可能被“过度纳入”安全审查，发生误判、冲突升级的潜在风险将随之上升。
针对日本此次情报体系改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早在5月28日就明确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极具讽刺的是，自诩“法治国家”的日本，在推进情报扩权立法时雷厉风行、效率极高，却在涉及他国主权的恶性事件上拖延推诿，大搞“双标”。今年3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涉嫌危害使馆安全，日方却拖延数月，直至7月27日才正式对其提起诉讼。这种选择性高效、针对性“双标”的操作，充分暴露日本急于推进“再军事化”、肆意漠视他国主权安全的真实面目。
近期，有日方舆论炒作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接触”，中方第一时间对此说法明确驳斥。朱清秀分析，高市政府此举意在制造“主动管控对华关系”的虚假表象，试图安抚国内舆论、缓解社会焦虑。中方快速辟谣、坚决否认，直接戳破日方政治炒作，明确释放绝不配合日方舆论表演、不接受虚假外交叙事的清晰立场。
针对后续中日关系应对，吴奇聪建议，中方应持续敦促日方严格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兑现自身对华承诺，保障中日外交沟通渠道、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畅通稳定。同时持续维系双方地方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学术往来等务实交往，让日本社会清晰感知阵营对立的负面代价与中日合作的现实红利，压缩日本右翼势力炒作对立、煽动对抗的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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